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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7月,北京亚运会场馆基本竣工,张百发站在施工现场,盯着一处处刚刚完成的设施。
这个从钢筋工地走出来的北京市副市长,知道这场赛事承载的分量:它不只是一次体育盛会,更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办综合性国际赛事的形象。
几年前,中国申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,以43票对22票击败日本。
消息传来,举国振奋。
可申办成功只是开端,真正让人捏一把汗的,是场馆、道路、桥梁和亚运村能否在规定时间内交付。
1989年,部分工程受到影响,施工进度一度引起亚奥理事会方面的担忧。
北京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建设,任务压在城建部门肩上,也压在具体负责人的肩上。
张百发接到任务后,没有把困难挂在嘴边,而是直接赶到现场。
有人问:“工期真的能保证吗?
” 张百发回答:“场馆不能按期完成,我就从京广大厦跳下去。
” 这句话很快传开。
京广大厦当时是北京的高层建筑之一,拿自己的性命作担保,当然不是一句普通的表态。
张百发随后又对几位副总指挥说:“真要跳,也得你们先跳,我随后就到。
” 话说得重,责任更重。
工程建设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。
张百发带着工作人员奔波于工地、仓库和施工单位之间,缺工人,就设法组织力量;
缺材料,就提前协调;
资金和工资出现压力,也要想办法解决。
为了掌握进度,他常常拿着扩音器在施工现场调度,哪一处出了问题,便追到哪一处。
他对建筑熟悉,源于少年时代的生活。
1934年9月,张百发出生在贫困家庭。
1948年,他随父亲来到北京谋生。
那时他年纪不大,却已经明白,家里需要有人尽早挣钱。
由于住处靠近工地,他经常过去观看施工,后来成为钢筋学徒工。
1951年,张百发正式进入建筑行业。
没有系统的学校教育,他便靠现场学习,一点点掌握钢筋施工技术。
1954年4月28日,他组织钢筋工青年突击队,带着工友参加多项重要工程建设,人民大会堂的建设中,也留下了这支队伍的劳动印记。
从工人到管理者,张百发靠的不是漂亮话,而是对工艺和现场的熟悉。
他知道一根钢筋怎样连接,也知道一个工期为什么会被拖延。
这样的经历,使他后来处理城市建设问题时,少了几分纸上谈兵,多了几分现场判断。
有意思的是,万里对他的影响,不只在工作方法上。
20世纪50年代,北京承担人民大会堂等“十大建筑”的建设任务。
万里负责相关组织工作,在工地上认识了张百发,也注意到这个年轻钢筋工的踏实和能干。
张百发文化基础较弱,万里便提醒他,光有经验还不够,还要学习理论和管理。
张百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。
到了49岁,他仍利用工作时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。
那段经历并不轻松,白天处理建设事务,抽出时间赶去上课,靠的是硬撑和自律。
万里身边还有另一位来自基层的能干干部李瑞环,两人年龄相近,又都从建筑工人中成长起来。
张百发擅长钢筋施工,李瑞环熟悉木工和放样技术。
一个攻钢筋,一个抓木工,配合起来各有所长。
两人后来被称作万里的“哼哈二将”,并非因为职位显赫,而是因为他们都能把复杂的工程任务落到具体操作上。
那段特殊岁月里,万里处境艰难,许多人不敢与他接触。
张百发没有因此疏远老师,李瑞环也没有回避这段情谊。
对张百发而言,万里不仅是工作上的领导,更是改变他人生方向的人。
1990年9月22日,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,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比赛。
中国代表团获得183枚金牌、341枚奖牌,场馆建设经受住了赛事检验。
张百发没有跳楼,那个曾经令人吃惊的承诺,变成了按期交付的结果。
他后来被群众称为“平民市长”,也有具体缘由。
安慧里二区18号楼曾出现墙皮脱落、地面不平、门窗不严等问题。
张百发接到来信后赶到现场,确认情况属实,随即把有关部门负责人叫来,当面检查工程质量,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他还自罚一月工资,要求对失职人员作出处理。
居民见到他后,纷纷反映住房问题,他没有急着离开,而是逐件听取、逐项答复。
有人劝他再进一步发展,他却说:“再升,就不是张百发了。
” 1997年9月,张百发退休。
离开行政岗位后,他把精力放到京剧事业上,参与组织戏曲基金和票友活动。
2011年11月6日,长安大戏院举办京剧票友联谊会,后来逐渐形成固定活动。
2015年7月15日,万里在北京病逝,享年99岁。
张百发前往吊唁时,坚持向老师行跪礼,并说:“我是老师的学生,应该行这个礼。
” 2019年7月5日,张百发因病去世,终年84岁。
留下的,不只是北京亚运会场馆和一段建设往事,还有一个普通工人凭技术、责任和长期学习走上城市管理岗位的真实轨迹。
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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